摘要：在此之后，随着最高院将其选为公报案例（2012年）、指导性案例（2014年），一步步扩大该案的影响力，学术自治一词在司法实践中被逐渐接受。 ...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第5期，第43页。
并进一步指出，即便作为在先具体行政行为的成交确认书存在违法性，也不能以此为由否定在后的被诉批复的合法性。[27]如王天华：《行政行为公定力概念的源流——兼议我国公定力理论的发展进路》，载《当代法学》2010年第3期。
其要点可以归纳如下：(1)先行行为与后续行为的做出主体不同。原则上，当事人对各行政行为不服，均可单独诉请救济，而不得在对后续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中再将先行行为的合法性作为争讼理由。最终法院也以先行行为违法而使得后续行为失去了合法依据为由，认定后续行政许可违法。1.依据—结果关系 如果先行行为主要从程序、范围、过程等角度对后续行政权的行使做出安排，是后续行政职权行使的依据，后续行为则是依此依据而产生的结果，或者是对结果的确认，我们将其概括为依据—结果关系。而违法性继承论的法律后果有两种，继承或不继承。
其次，我国学界主流的公定力理论不完全等同于日本法上的撤销制度的排他性。德国法上行政行为无效制度的介绍，可参见前引④，赵宏书，第141-150页。原告褚玥为被告天津师范大学下属国际信息管理学院在读本科生，因在考试中传递纸条而被学院认定为考试作弊。
对价值概念的适用，因为无法避免执法人员的价值判断，因此不可能仅有一个正确答案。二审法院则指出，对考试作弊者不授予学位，有利于实现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确定的立法目的和教育目标，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再审法院的立场与二审相似，认为考试作弊是较为严重的学术道德问题。笔者认为，鉴于学位授予与学术评价的特殊性，对此问题宜通过以下两个步骤来作出解答。
笔者希冀通过下文的研究为为高校行政诉讼问题的理论筹备及可能的司法对策略尽绵薄之力。二审中，法院首先确认了被告天津师范大学具有颁发学位的法定职权，天津师范大学作为国务院授权的学士学位授予单位，有代表国家行使对受教育者授予学士学位、颁发学士学位证书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
判决伊始，法院首先确定被告华中科技大学具有授予学士学位的法定职权，随后依据《学位条例暂行办法》第4条第2款[28]及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确认被告向武昌分校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的职权。其在判决书中明确指出：《分校实施细则》第3条符合上位法规定。原告起诉，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透过这个窗口我们可以发现，司法面对这类问题时姿态摇摆不定，由最初的合法性原则与合理性原则并重逐步演变为仅以合法性原则为限，体现了司法对高校自主的尊重。
另一方面，获得学位的学生只有满足上述《学位条例》规定的学位授予条件时，才能获得学位授予单位颁发的学位证书。[23] 指导案例38号，(1999)一中行终字第73号。其指出，理论成立的前提应是承认法构成要件为司法审查之必然对象，但为尊重行政机关之专业判断，特别是近来科技法规之规定，在法构成要件上形成一行政自我领域，在此领域中行政机关所为之决定，法院仅能审查行政机关是否有逾越此领域范围，其余在此领域中所为之行政决定，法院必须尊重，不得为审查之。[14]如此一来，相当于是要用一个模子把人们都铸成一样[15]，难以保障各高校学位评价工作的自主性与多样性。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第一个结论：高校学位授予行为可视同为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行为与行政裁量两部分，须分别用合法性原则与合理性原则加以审视。相反，当司法触及高校自主制定的授予细则时，为尊重高校的判断余地，须遵循一定的界限。
由此可知，高校授予学位、制定授予细则的职权来源合法是法院处理此类案件的审查重点，而面对高校自制细则时，法院通常仅以是否与上位法相抵触作为法院审查重心，而较少触及合理性层面。《学位条例》第6条：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生，或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的人员，通过博士学位的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成绩合格，达到下述学术水平者，授予博士学位：（一）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25] 劳凯声主编：《变革社会中的教育权与受教育权：教育法学基本问题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1页。第二层指向合理性问题，易言之，高校根据其自身需要自主制定的学位授予细则具体内容是否具有可行性。由此可知，田永案中，法院仅以是否具有合法依据作为评判被告拒绝授予证书的行为的标准，而未曾似贺叶飞案一般对授予细则的合理性层面投入较多关注。一审法院认为，《学位条例》、《学位条例暂行办法》都未把考试作弊作为不授予学位的情形。其二，高校自制授予细则的具体内容是否合理。《学位条例》第4条、第5条、第6条分别对《教育法》第22条中提及的一定学术水平或者专业技术水平标准进行了细化，明确获得三类学位证书须满足的条件。
（一）针对学位授予职权的审查：是否具有法定授权 在讨论高校授予学位行为的审查方式之前，有必要先对高校的自身性质作一确认。而何小强案的出台让我们看到了最高院较为明确的态度。
[5] 相关研究文献数量颇多，在此不逐一罗列。《学位条例》与《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赋予学位授予单位在不违反《学位条例》所规定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在学术自治范围内制定学士学位授予标准的权力和职责，华中科技大学在此授权范围内将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与学士学位挂钩，是对授予学士学位的标准的细化，属于学术自治的范畴。
第一个问题涉及高校是否已获得国务院的授权及批准，其核心在于高校实施学位授予行为的职权来源是否合法。[27] 刘艺：《高校被诉引起的行政法思考》，《现代法学》2001年第2期。
贺叶飞案中法院在合法性判断之外，也从可接受度、立法目的、教学质量等方面对授予细则的内容合理性进行了论证。由此，二审法院认定被告决定不授予学位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有学者指出，这一界限应为合法性原则。[12] 沈岿：《公法变迁与合法性》，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19 页。
（二）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1.借判断余地理论尊重高校自主权 判断余地理论最初是由德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巴霍夫在1955年的一篇题为《在行政法中之判断空间、裁量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文章中提出的。
于此，鉴于相关法律法规未臻完备，今后何小强案的动态发展轨迹可为高校学位授予类纠纷提供借鉴。而面对被告自制的《实施细则》与《规定》，法院在确定被告依据《学位条例暂行办法》第25条获得制定学士学位授予标准的权力和职责后，即停下了脚步，不作深究。
但同时也必须承认，这样的思考方式有时无法为现实案例提供理论证成。在此，二审法院以合法性原则在司法干预与高校自主之间划出了一条界线，指出司法须谨守其在宪政秩序中的角色定位，在涉及高校自主权的问题上不得轻易逾越雷池，以防止法院在不经意间过度侵入原本属于高校自主抉择的领域。
为避免使内容评介沦为简单的口号，我们有必要先从制度规范与学说论断两方面对高校学位授予行为的内容、来源依据、属性分类予以梳理。[42] 陈越峰：《高校学位授予要件设定的司法审查标准及其意义》，《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18] 《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2010年第1卷第5号案例，(2004)高行终字第44号。[41] 周慧蕾、孙铭宗：《论大学自治权与学生权利的平衡——从台湾地区司法实践切入》，《行政法学研究》2013年第1期。
有人因此感叹这一举措进一步把行政诉讼的触角延伸到‘象牙塔里[1]。[26]也有学者认为，鉴于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宜将这类学位授予权归入法规授予的教育行政职权[27]范畴。
因此，断言学校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是一种代表国家的行政权力，论理上并不十分周延。另可参见高家伟主编：《教育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7页。
[31] 翁岳生：《论不确定法律概念与行政裁量之关系》，载翁岳生：《行政法与现代法治国家》，台湾大学法学丛书编辑委员会1990年版，第77页。熊文钊：《试论公立高等学校的性质及其法律关系》（2005年6月海峡两岸高等教育法学术研讨会论文）。
